山水舟行远——江南的景观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秀丽的景观，令人神往，也令江南人早已将自己融入自然，把亲近山水、热爱山水的习性深深根植于血液中。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缘山水而生，后经历代对景观的不断开发、整治，逐步构建出江南水乡城市的人居格局。在人们构筑栖境的过程中，对自然山水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从敬畏山水、崇拜山水，到利用山水、审美山水，再至营建山水城林、居于山水之间，江南文化中的山水精神贯穿始终。
此次吴文化博物馆跨年特展《山水舟行远——江南的景观》，联合常熟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苏州碑刻博物馆、吴中图书馆，共展出相关代表性文物131余件套，包含了古代书画、古籍、古琴、玉器、瓷器、陶器、石器、青铜器等类型，用解析山水关系的方式，一览古人如何对山水进行空间布局、巧妙经营，为塑造当代山水城市提供借鉴。
一、溯源山水精神
山水是江南文化之基，早在新石器时代，江南先民就开始在此以稻作、渔猎为生；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征战，山川湖泽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西晋衣冠南渡，南下的士人面对清旷灵秀之景，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他们对江南山水之美有着积极的追求，由此促进了自然审美的发展；发展到唐宋之际，诗词、文人山水画独辟蹊径，至今我们还能读到、看到那个时候的“吴中好风景”；到了明清时期，市镇与自然逐渐分割，城林中造园艺术盛行，叠山引水，“信有山林在市城”，不出城而得山水之乐；郊野外遍布文士足迹，登山临水，置身实境品山水之胜。
葫芦形黑衣陶罐
新石器时代
澄湖遗址出土
吴文化博物馆藏
远古先民在猎取食物时常需与水搏斗，具有浮力性的自然物即成为最初的渡水工具。葫芦具有体轻、防湿性强、浮力大等特点，所以很早就被人们作为浮具来使用。《国语》中有“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说的就是利用葫芦渡水。
有段大石锛
新石器时代
草鞋山遗址出土
吴文化博物馆藏
有段石锛是史前时期重要的造船工具。在制作独木舟时，树干坚硬而难以挖凿，所以需将树干上涂满湿泥巴，再将需要挖凿的部位用火烧焦，使其变得松脆，而后再用石锛挖凿。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头部上翘，离船首25厘米处有一处面积较大的黑碳质，应是借助上述方法挖凿制成。
碳化稻谷
新石器时代
草鞋山遗址出土
吴文化博物馆藏
草鞋山遗址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地貌类型为高台平原，存在垅岗和洼地，呈丘陵起伏状，分布有河塘、沼泽、小型湖泊和浅水洼地。土壤为粘质土壤，具有良好的蓄水性。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史前人类种植水稻创造了有利条件。
《诗经二十卷》
清光绪七年（1881）江苏书局刻本
吴中区图书馆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先秦时期人们已开始表现出对山水自然物浓厚的审美兴趣，《诗经》中包含了大量对山水和花草鸟兽虫鱼等自然物的描写，体现了诗人对山水的情感和认识。
楚王邵戈
春秋
吴文化博物馆藏
楚王邵，即楚康王，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公元前559年—公元前545年在位，相当于吴王诸樊时期。吴、楚两国间的水战频繁，根据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楚康王时期。《文献通考·兵》载：“用舟师自康王始”，说的是楚康王十一年（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吴王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在诸樊率军攻打到楚国的附庸国巢国时，被巢国牛臣用箭射死。吴王诸樊的死也进一步加深了吴、楚两国之间的矛盾，其后对战日趋激烈。
青瓷耳杯及承盘
西晋
张陵山西晋墓出土
吴文化博物馆藏
耳杯，又名羽觞，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使用至魏晋。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曾记叙道：“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六朝名士曲水流觞所用的器具即耳杯。
晋王羲之兰亭序拓本册（渤海藏真本）
明
浙江省博物馆藏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书法代表作，传真迹已于唐时殉葬昭陵。历代临摹不绝，故传世刻本种类繁多。此册系渤海藏真本，渤海藏真帖，八卷，明崇祯三年渤海陈息园刻。沈曾植旧藏，剪裱装，十一开，有沈氏朱笔批校并题签。
魏晋时代，三月上巳，水滨雅集，已经成为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曲水流觞，吟诗作赋，《兰亭序》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而成。士人开始将自然山水视作独立审美对象，畅神其间。魏晋以降，山水审美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作为载体，成为了山水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
文震孟 行书山中酬友人见怀诗轴
明
纸本
浙江省博物馆藏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号湘南，别号湛持（一作湛村），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曾孙，明代官员、书法家。
有明一代，江南经济渐兴，以吴门为代表的江南文士将江南山水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文士们形塑出雅集唱和、胜景游览的生活风格，时常结伴游于山阴道上、行于山径之巅，将所见所感的自然景象转化成一幅幅绝妙的山水诗、山水画作。
钱穀 求志园图卷
明代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是钱穀应友人张凤翼之请，描绘其家园春夏之间的景色，卷首有文徵明题“文鱼馆”三字，卷后有王世贞行书《求志园记》。画家从右侧园门画起，以怡旷轩、风木堂、尚友斋为中心，前有庭，后有园，渐次展开。王世贞所撰《求志园记》中采芳径、文鱼馆、香雪廊皆按图可索，抚记展图，这座“旦而旭、夕而月、风于春、雪于冬”的甲第名园中当年文人云集、清谈雅会的盛景似乎随着手卷展开历历在目。
从依水而生，到临水而战，再到凭水而思。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回望江南历史，溯源山水精神。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审美自然，江南人寄托于山水中的情感，对山水文化的追求，一脉相承。
二、解构山水关系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社群兴盛，雅集常伴随胜景游览活动。市郊泉石清幽的自然环境无疑成为文人隐士逃离喧嚣城市以驻足修心、渲染笔墨的绝佳圣地，借此创造出诸多以山行、山居为主题的绘画作品。
而舟船作为江南地区出行时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自然也成为山水画卷中不可或缺的点景要素，画家笔下描绘的各式舟楫不胜枚举，装点了清丽的湖光山色。
本次展览还将聚焦江南景观主题的山水画，以山行、舟行两种视角入手，通过解读明清画家的绘画语言，尝试理解各类图像向我们传达的山水精神世界。
王鉴 仿古青绿山水图册
清代
纸本，水墨、设色
常熟博物馆藏
王鉴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并称为清初“四王”。早年倾力于临摹董巨、元四家；中年以后画路不断拓宽，除南宗诸家外还博学北宗大家；晚年画路日宽。此册系仿宋元山水，均为青绿设色。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从唐代诗人杜荀鹤的笔下，我们读到了姑苏城水网密布，水巷多，小桥多，不难想象，那时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乘船。江南文人泛舟行旅，更时常将舟船变为“移动画室”，置书箱或小案于其内，沿途随心创绘。
王翚 仿吴镇夏木垂阴图扇页
清代
金笺，墨笔
常熟博物馆藏
王翚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为“清初四王”，为“虞山画派”创始人，被誉为清代画圣。曾奉诏进京主持绘制《康熙南巡图》长卷，皇太子胤礽赐书“山水清晖”。此图作于1697年，为王翚66岁临仿元四家之一吴镇的仿古作品，笔墨圆浑苍润，画面作平远布局，山环水绕，表现了江南水乡一派温和秀丽的景致。
山水画作为山水审美的表现形式之一，以图像的形式传达出不同绘者观景时的角度、态度和心境，反映了既定时空背景下的山水审美意趣。分析画卷中的图式结构，总结画家的绘景逻辑，以期辨析古人面对自然时秉持的山水理念。
三、塑造山水城市
沈周曾写下“吴之为国水所涵”，描述了江南一带的地貌。水网连接着城林，市镇之内水街相依，居民临水而居，水与城环环相扣。水系是城市发展的命脉，繁密的水网也是构建江南山水城市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山水城市的理念，正是将中国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的美学相融，构建出一种理想栖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寄托在自然山水中的情感和对山水文化的追求，也是当代人与自然联系的重要纽带。“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塑造山水城市，是让城市从形态、生态、情感上回归山水之美，探索出“不出城郭而得山水之趣”的人居模式。
平江图
拓本
苏州碑刻博物馆藏